[摘 要]近年来，林木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上升，妥善解决林木纠纷案件，有利于稳定社会和谐，及保障国家森林资源。本文结合审判工作的经验，展开探讨，以期对解决林木买卖合同纠纷以及对自己的学习有所助益。
[关键词] 林木买卖 合同
问题的提出：
2010年6月，张某与李某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约定：张某出价30万元购买李某承包的400亩林地上的林木，合同约定由李某负责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等有关手续。同年9月，张某即以45万元的价格将该合同转让给叶某，并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合同还约定，张某负责办齐林木采伐许可证等有关手续，相关费用由叶某负责。叶某先后付给张某20万元，剩余的25万待林木砍伐至60%付清。张某办理了400亩林木的采伐许可证。砍伐完200亩林木后，叶某认为林木的实质面积与合同面积相差甚远，即以张某欺诈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合同。后经相关技术人员勘测，争议林木面积约395亩。
关于本案法院如何处理，本文在所不问，下面主要就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此类纠纷的解决有所助益。
一、关于林木买卖合同效力的认定
关于林木转让协议的效力问题，存在不统一的说法，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林木买卖协议无效。其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张某与叶某签订的买卖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有效。
笔者较为赞同第二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这是合同法的合同自由原则。本案双方签订买卖合同当事人确系出于自愿，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无他人强迫。虽然合同法对合同自由原则所作出限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5种合同无效的事由，第5项无效的事由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来讲，林木采伐主要涉及有三个方面的森林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2条第1款规定：“采伐林木必须申请采伐许可证，按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第34条第1款规定：“在林区经营（含加工）木材，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批准。”第37条第1款规定：“从林区运出林木，必须持有林业主管部门发给的运输证件。”笔者认为林木砍伐和运输可依行政机关的批准进行，签订林木转让合同时是否办理相关证件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况且，合同约定张某负责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且在有许可证后才实施采伐行为，说明双方买卖林木，并未回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从合同的经济效益来讲，从现有的林木买卖合同中，从事交易双方通常以先签订合同的形式固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有利于交易的安全。若认定合同无效，则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如受让方认为无利可图时，提出无效的理由，明显是推脱责任，使另一方受损失；若认为合同是符条件合同，在办理得采伐证后认定合同有效否则无效，那么假如仅办理得一部份采伐证，合同是否有效。在同一个合同中，因同一情形不应是同时认定合同有效，又认定合同无效。认定合同有效更有利于保护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二、有关林木买卖合同变更、撤销的探讨
《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从林木买卖合同的实际及双方当事人的认识程度来考虑，本文主要从重大误解及欺诈二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对重大误解的理解
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误解者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要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误解者的利益受到较大的损失，或者达不到误解者订立合同的目的。误解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行为人原来的真实意思不相符合，但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由于行为人受到对方的欺诈、胁迫或者对方乘人之危而被迫订立的合同，而使自己的利益受损，而是由于行为人自己的大意，缺乏经验或者信息不通而造成的。因此，对于这种合同，不能与无效民事行为一样处理，而应由一方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者撤销。
因重大误解而可撤销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几个要件：（1）误解一般是因受害方当事人自己的过失产生的。这类合同发生误解的原因多是当事人缺乏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或者经验而造成的。（2）必须是要对合同的内容构成重大的误解。也就是说，对于一般的误解而订立合同一般不构成此类合同，这种误解必须是重大的。所谓重大的确定，要分别误解者所误解的不同情况，考虑当事人的状况、活动性质、交易习惯等各方面的因素。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误解是否重大，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对什么产生误解，如对标的物本质或性质的误解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对合同无关紧要的细节就不构成重大误解。其二，误解是否造成了对当事人的重大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的某种要素产生误解，并不因此而产生对当事人不利的履行后果，那么这种误解也不构成重大误解的合同。（3）这类合同要能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所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合同一旦履行就会使误解方的利益受到损害。（4）重大误解与合同的订立或者合同条件存在因果关系。误解导致了合同的订立，没有这种误解，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者虽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与合同订立和合同条件无因果关系的误解，不属于重大误解的合同。
根据我国已有的司法实践，重大误解一般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对合同的性质发生误解。（2）对对方当事人发生的误解。（3）对标的物种类的误解。（4）对标的物的质量的误解直接涉及到当事人订约的目的或者重大利益的。除此之外，对标的物的数量、履行地点或者履行期限、履行方式发生误解，足以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也可认定为重大误解的合同。
就上述案例而言，约定林木面积400亩，经勘查面积达395亩，相差不远，叶某起诉亦未提出重大误解之理由，可以认定不构成重大误解。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对重大误解的合同给予救济，是基于对当事人自合同订立时起就不愿承担误解风险的推定。根据合同条款或其他证据，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愿意承担误解的后果，此时就不应以重大误解为由变更或者撤销合同，否则，交易便没有安全可言，在保护一方利益的同时，就必然危及到另一方的利益。当事人是否愿意承担对误解后果的风险，不能主观臆测，而要有一定的根据。一般来说，要根据合同条款来判断当事人的态度。
（二）对欺诈的探讨
所谓欺诈，就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的情况，欺骗对方，诱使对方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而与之订立合同。欺诈的种类很多，例如，出售假冒伪劣产品，提供虚假的商品说明书，在没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对外签订合同骗取定金或者货款等。欺诈具有以下构成要件：（1）欺诈一方当事人有欺诈的故意。即欺诈方明知告知对方的情况是虚假的，并且会使对方当事人陷于错误而仍为之。欺诈的故意既包括欺诈人有使自己因此获得利益的目的，也包括使第三人因此获得利益而使对方当事人受到损失。（2）要有欺诈另一方的行为。所谓欺诈行为，是指欺诈方将其欺诈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欺诈行为既可是积极的行为，也可是消极的行为。欺诈行为在实践中可分故意陈述虚假事实的欺诈和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他人陷入错误的欺诈。故意告知虚假情况就是虚假陈述，如将劣质品说成优等品；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是指行为人负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知的。（3）受欺诈方签订合同是由于受欺诈的结果。只有当欺诈行为使他人陷于错误，而他人由于此错误在违背其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而与之签订了合同，才能构成受欺诈的合同。
在现实林木买卖合同中，对买卖的树林面积的约定，属原、被告自行拟定和认可，对多于或少于约定面积的法律责任没有约定，实质是不计实际面积的风险买卖，该买卖方式符合当地的惯例。且买卖双方以签订协议以前，通常会到林区反复踩界，对该片山林面积，林密林疏、树径大小、根数多少都一目了然，足够关系人对该林木的储材量和价值进行评估，然后各自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价格进行协商，确定最终买卖金额，这具有认赌的性质，必然影响合同履行的盈亏，这属合同订立本身正常的商业风险。所以，签订林木买卖合同一般不以欺诈认定合同无效。当然，具体的案件还要具体分析。比如买方到实地查看认为没有那么多林地，不愿买，卖方为了达成合同，想方设法弄来各种虚假文件，使卖方信以为真，结果相关左甚远，这便构成欺诈。
三、结束语
我国的森林资源短缺。保护森林资源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子孙后代的生存和繁衍。加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同时，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要保护买卖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碰到此类案件，要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严格依法办事，加强法制宣传，引导当事人依法办事。既保护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又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的。
作者：谭军 李志文 工作单位：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试行）》的通知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试行）》的通知
州政办发（2007）230号
各县市人民政府，州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省驻甘南各单位：
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甘南藏族自治州行政机关责任追究制度(试行)
第一条 为强化责任意识，规范机关管理，保证政令畅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责任追究制度是指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以致影响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贻误行政管理工作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等行为予以责任追究的制度。
第三条 州、县市政府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受行政机关委托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适用本制度。
第四条 行政责任追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有责必问、有错必纠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等原则。
第五条 实行行政机关首长问责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的，应当追究该行政机关及其机关首长、分管负责人、岗位责任人的行政责任。
第六条 行政机关责任由监察机关予以追究。州、县市监察机关负责投诉、举报、申诉、控告的受理、查办、转办、交办等工作。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县市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视情节轻重，对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设立行政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仍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务院、省政府等上级政府机关依法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
（二）所属部门多次发生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的行为的；
（三）没有确定本级政府重点监督检查的审批事项、审批单位和责任岗位的；
（四）对依法应由本级政府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办理的事项，没有确定牵头部门，没有规定部门办理流程时限的；
（五）属于本级政府审批的事项，超时办结的；
（六）其他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的情形。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并视情节轻重，对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给予行政处分。
（一）擅自设立行政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仍在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国务院、省政府等上级政府机关依法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
（二）不设立机关服务窗口或者应当进入政务大厅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擅自决定不进入； 已进入本级政务大厅（政务服务中心）办理的事项仍在机关办理的；
（三）应当下放的审批权不下放或者以备案、核准等形式进行变相行政审批的；
（四）对重大或者紧急事项，部门领导不及时协调解决的；
（五）不按规定编制和上报部门办理事项流程时限表，或者擅自更改流程时限表导致延误办理的；
（六）不按规定向社会承诺本部门办理事项时限或者不按规定上报重点审批事项、审批单位和责任岗位办理情况的；
（七）本部门出现工作人员粗暴刁难行政管理相对人以及多次出现超时办结等现象的；
（八）部门不与行业协会、中介组织脱钩，致使行业协会、中介组织依附行政权利从事审批、收费的；
（九）由本级政府办理的事项，部门不按规定提出审查意见的；
（十）应当给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补办手续而故意拖延或者拒绝补办的；
（十一）牵头部门不负责任或者不配合牵头部门工作造成延误审批的；
（十二）其他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的情形。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
（一）对行政管理相对人推诿或者粗暴刁难的；
（二）应及时办理而故意刁难不及时办理的；
（三）不一次性告知或者不能准确一次性告知行政管理相对人所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致使行政管理相对人因材料不合格多次申报的；
（四）对办理事项不按规定进行登记或者不给行政管理相对人出具书面凭证的；
（五）应当给予行政管理相对人答复而不予答复的；
（六）对受理事项不按规定分送承办机构造成延误办理的；
（七）应当请示报告领导而不及时请示报告造成不良后果的；
（八）故意拖延或者拒绝依法给予行政管理相对人补办手续的；
（九）不按时或者不如实上报办理情况的；
（十）其他违反首问负责制度、限时办结制度的情形。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
（一）打击、报复、陷害投诉人、检举人、调查人的；
（二）一年内出现两次以上应予追究行政责任的行为的；
（三）干扰、阻挠行政责任追究调查的；
（四）不执行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的；
（五）其他应当从重或者应当加重处理的情形。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理。
（一）主动赔礼道歉，行政管理相对人已谅解的；
（二）有效阻止不良后果发生的；
（三）主动纠正和挽回全部或者大部分损失的；
（四）其他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于处理的情形。
第十二条 责任追究机关不按照本制度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由本级政府或者上级监察机关追究责任。
第十三条 在对责任人作出处理前，应当听取责任人的意见，保障其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受到行政处分或者责令辞职、辞退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州监察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