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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困惑——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之构建”为视角

王硕


摘要：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中国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要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制度。但如何选择移入的法律制度，以及怎样将其根植于社会主义土壤，充分为社会主义服务是现阶段法制建设过程中急需应对的一大难题。本文以中国式诉辩交易制度的构建为例，深入剖析法律土壤在法律移植中的作用，对于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惑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移入先进法律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它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制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制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移入先进法律制度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移植符合国情的法律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是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前提。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一样，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法律制度的培植而否决其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问题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欲移植的法律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该法律制度生长的适宜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法律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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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辉，丁雯.应尽诉辩交易制度初探[J ]，前沿，2003（9）。



　　摘要：侵占罪与盗窃罪区分的关键所在，是行为人是否事先已经合法占有该财物。侵占罪的本质特征是“易占有”为“不法所有”。盗窃罪是以非法手段秘密窃取他人财物。侵占罪是事先占有而后产生了非法据为己有的想法。盗窃罪本身行为者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企图而去实施占有行为的。在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的问题上，要清晰地分析行为人占有财物行为产生的时间，行为方式及行为对象。
　　关键词：侵占罪  盗窃罪  区分  占有问题

    学术界通说观点认为“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或者将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或者拒不交出的行为。”（参见马克昌 主编 《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484页）“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屡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参见马克昌主编《刑法》）另外，《刑法修正案八》中，又新增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侵占罪与盗窃罪有许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如“侵犯的客体都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在犯罪客体方面都不是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作为其行为手段，都要求以情节严重，特别是都要以非法占有财物数额较大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主要标准，在犯罪主观方面都是以出于直接故意。”
    以上论述的是侵占罪与盗窃罪的相同点。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区分问题。侵占罪是修订后的刑法新设的罪名，在刑法修订之前，对类似行为的处理极不统一，大致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类推为非法侵占他人财产罪，二是直接论以盗窃罪、诈骗罪等，三是不作为犯罪追究而通过民事途径处理。”（参见张明楷 黎宏 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法学文库）新刑法实施后，学界对侵占罪本质的理解，对代为保管他人财物、对非法占为己有和拒不退还、拒不交出之间的关系的说明等。都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许霆案”引发的社会争议，从一审的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无期徒刑到二审的以盗窃罪处以5年有期徒刑，还有一些人赞成判处侵占罪的热议。在我看来，区分二者的大致标准是统一的，只是在某些特定场合，在某些细微情节上，人们的观点不一致。
    侵占罪是不转移占有的犯罪，是行为人已经合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只是基于不法所有的意图将已合法占有的他人财物不法取得。而盗窃罪是将本来不在自己合法控制范围内的他人占有的财物，以不法手段归为己有。所以“易占有”为“不法所有”是侵占罪的本质特征，辨别行为人是否已经合法占有财物，是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得弄清“占有”的问题。
    【关于“占有”的学说】
    对于什么事侵占罪中的占有，历来有“管有说”，“事实占有说”，法律上的支配说，事实上的支配说，处分可能状态说的争议。（参见 张明楷 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法学文库）对此，我认为，法是运用于实践之中，规范人们行为的，所以应当在社会实践中理解，何为“占有”，按照人们日常的理解，只要是通过正当的途径控制该物，则为占有，也就是应该倾向于事实占有说的理解。
    【占有产生的原因】
    侵占罪中占有他人财物可能因为多种原因产生，比如基于委托他人财物而占有，基于代为保管而占有，因为租赁而占有，由于担保关系而占有，或者是由于民法上无因管理而占有。（参见张明楷 黎宏 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法学文库）但不论是何种情形，只要是合法取得，而不是秘密窃取的原因而占有，就不会构成盗窃罪，而有可能构成侵占罪。比如甲借用乙的自行车外出游玩。但用完之后拒不归还，而是放自己家里使用，该占有行为的原因是由于租赁的关系合法产生的，而构成侵占罪。但如果甲趁乙不注意，将乙放在院落中的自行车推回自己家中，在此情形下，甲占有乙的自行车的原因是不合法的，显然构成盗窃罪，这是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最明显的一点。
    【“占有”行为产生的时间】
    这里所说的占有产生的时间，是指行为人占有财物与行为人产生非法据为己有的意图，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这也是区分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键所在。侵占罪与盗窃罪在行为人主观方面来说都是直接故意。但二者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不同。“侵占罪非法占有的故意产生于持有他人财物之后；盗窃罪非法占有的故意则产生于持有他人财物之前。”（参见王作福 黄京平 主编《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441页）也就是说，盗窃罪中行为人在占有他人财物之前就已经产生了犯罪的故意，其实施占有行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非法意图。而侵占罪是行为人有了占有行为之后，由于一时贪念而产生了犯罪的意图。由此可见，侵占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要远远小于盗窃罪。我想，这也许是法律对二者规定的处罚差距很大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必须区分好侵占罪与盗窃罪的意义所在。
    【占有的方式】
    侵占罪中的占有，必须是行为人已经合法地完全占有了该财物，要求该财物处于行为人一人的完全支配，原财物所有人已经失去对该财物的控制权。也就是说“侵占罪中的占有事实还应当表明原财物所有人对该财物的占有权受到排除。”（参见张明楷《刑法新问题探究》）而在所有人的完全掌控下，或者原财物所有人仍对财物拥有部分控制权时，试图以不法方法占有该财物的，则可能构成盗窃罪。
    比如，甲请乙骑着三轮车将坏了的电视机运往修理铺，而甲骑着自行车紧随其后，如果乙在路上产生了非法企图，骑着三轮车将电视机带走，逃之夭夭。则其构成盗窃罪，因为甲紧随乙后，乙的一举一动都在甲的视线之内，财物仍为甲所占有，甲乙二人都对该财物有支配力，且甲对财物的支配力较强。乙的占有不符合上述的完全占有，不符合侵占罪的情形。
    假如在上述案例中，甲有些事要忙，就让乙自己带着电视机先行。而乙在途中产生歹意，没有把电视机运往修理铺，而是带回了自己家中，则其符合已经完全占有该电视机，此时，甲没有跟随乙，甲也就丝毫没有对电视机的控制权，乙是在合法地完全占有了财物后据为己有的，则应构成侵占罪。
    【占有的对象】
    占有的对象是他人拥有的财物，但在分析遗忘物、埋藏物、封缄物以及行为人自己的财物被依法扣押后的占有关系等方面的认定，究竟是构成侵占罪还是盗窃罪，众说纷纭。
    首先，侵占罪和盗窃罪都是占有的是他人的财物，是有价值的物品《刑法》中规定二者都是侵犯财物，数额较大。“但所谓数额较大，尚未见到具体的司法解释，可参照或略高于盗窃罪的立案标准。”（参见李晓明 主编《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 20001年版 490页）而对于盗窃罪中所谓数额较大，国家司法解释为500元——2000元。我认为鉴于侵占罪与盗窃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不同，对于侵占罪的数额应当在上述标准，即500元——2000元之上。此应为二者在侵犯财物数额上的区别所在。
    再者，我们应当从所侵犯的财物属性上进行分析。侵占罪侵占的对象应当是特定物。因为特定物具有特殊的属性，具有不可归还性，侵占罪不应当侵犯的是种类物，种类物一般具有可替代性，既可成为盗窃罪侵犯的对象又多引发民事纠纷。
    然后，我们还应当关注的是遗忘物的认定。因为如果该物是遗忘物的话则将会构成侵占罪，否则将构成盗窃罪。先来看一个案例。（引起江界华主编《刑法学》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499页）
    某游戏厅早上8点刚开门，甲就进入玩耍，发现3号游戏机上方有一钱包（内有1000元），甲马上装入自己口袋，然后逃离，事后查明，该钱包是游戏厅老板打扫房间时候顺手放在游戏机上的，甲被抓获后，声称认为该钱包是其它顾客遗忘的财物。那么甲是构成占有他人遗忘物的侵占罪呢，还是盗窃罪呢？
    这就涉及到认定遗忘物的问题，也是辨别遗忘物和遗失物的区别的关键所在，我们认为，究竟是否是遗忘物要弄清是不是在所有人的控制权力之内，此处所说的控制，不仅包括物主的亲身亲自占有，而且还指一定的范围场所的控制。比如，被遗忘的物品在特定的场所，如银行、游戏厅、酒店、旅馆等场所。虽然这些场所具有公共场所的性质，一定范围的人可以随意进入，但这些场合是实施规范化的管理的，这些场所内的遗忘物其实质不在行为人的完全占有之内，还在其相应的管理人活所有者的控制范围之内，这也就不符合我们前面讲到的占有方式的完全控制。行为人实施的占有行为不构成侵占罪，而是应当认定为盗窃罪。上例中，该钱包在游戏厅内，尚属于游戏厅的控制范围之内，老板享有完全控制权，甲的行为无疑构成了盗窃罪。但倘若情况反过来：甲在玩游戏时将钱包落在游戏机上，游戏厅的老板见着后放入自己口袋内，后甲发觉回来索要。老板拒不交出。老板的行为则构成了侵占罪。因钱包已经处于老板的完全占有范围之内。
    另外，对于加封或者是上锁容器的财物的占有控制关系与一般财物的占有控制关系相比，是一个很特殊的问题。刑法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主流观点有行为人占有说，物主占有说，共同占有说。（参见纪翔虎 蔡永彤 著《侵占罪中“代为保管”认定的难点与消解》 载《中国刑事法杂志》二00八年十一月号）我比较倾向于赞同行为人占有说，因为虽然财物在上锁的箱子，但只要该箱子在行为人占有之内，就意味着对容器内的财物占有与控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只要占有人有恶意，任何锁，任何密码箱都能够破解，所以在这种情况的占有关系上来看，还是行为人占有说比较合理。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状态，看其有没有恶意，行为人占有时的行为方式等综合因素来认定是否是侵占罪。
    根据法律规定，盗窃罪最高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而侵占罪最高才处2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侵占罪属于自诉案件，告诉才处理。所以，正确地认定侵占罪和盗窃罪在对行为人定罪量刑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上仅从占有产生的原因、占有行为产生的时间、占有的方式、占有的对象等方面对侵占罪和盗窃罪进行了简要区分。希望能产生些许现实意义。

　　北安市人民法院--王傲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