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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


大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关于印发大兴安岭地区信访听证暂行办法的通知

大署〔2010〕9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各林业局，各县级企事业单位，地林直各部门：
现将《大兴安岭地区信访听证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0一0年九月十五日


大兴安岭地区信访听证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信访听证行为，依法及时处理信访事项，保护信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增强信访工作的透明度，根据国务院《信访条例》和《黑龙江省信访听证工作规定(试行)》，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访听证，是指本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信访部门及其它各级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予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或受委托的组织(以下简称听证机关)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对重大、复杂、疑难及履行终结程序的信访事项，采取听证会议的形式，依据法律。法规和政策，通过听取听证参加入陈述、质询。辩论、合议的方式，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宣传法律，依法处埋信访事项的程序。
第三条 本行政区域内听证机关组织信访听证，适用本办法。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属于各级人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职权范围内的信访事项或依法应当通过诉讼、行政复议、仲裁途径解决的信访请求，不属于信访听证范围，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告知信访人按照有关规定到有关机关解决。
第四条 信访听证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严格守法原则;
(二)平等自愿原则;
(三)公正合理原则;
(四)公开透明原则;
(五)证据确认原则;
(六)有错必纠原则;
(七)分级负责原则;
(八)听证权威原则。
第二章 听证受理
第五条 各级党委、政府设立信访听证委员会。听证委员会由信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等有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听证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信访办。
听证委员会的职责:
(一)决定是否对重大、疑难、复杂信访事项举行听证;
(二)审查听证机关听证方案;
(三)监督听证程序;
(四)监督各方对听证结论的执行。
第六条 下列情形可受理听证:
(一)信访人对原办理机关已做出的处理决定或复查意见不服，要求举行听证的;
(二)原办理机关认定原信访事项处理意见适用法律、法规、政策得当，信访人仍坚持信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三)上级政府信访部门或主管部门认为原承办单位处理不当， 需要举行听证的;
(四)大规模群体性上访，经多次处理仍未息访，需要举行听证的；
(五)多次联名写信经处理仍未息诉，需要举行听证的;
(六)对于可能出现大规棋集体上访或越级访苗头。需要以听证形式化解的信访事项;
(七)情况复杂，处埋有争议，需要举行听证的;
(八)各级党委、政府设立的听证委员会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情形。
第七条 上级主管部门可受理下级信访听证事项。
第八条 信访部门或各级行政机关应当在做出处理决定时告知信访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
第九条 信访人申请听证，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处理书面告知之日起7日内向信访事项处理或复查、复核机关提交书面听证申请。申请书应包括申请听证的理由、证据及要求、法律及政策依据、信访人姓名、住址、联系方式等。
第十条 信访人申请听证的，由有处理权的听证机关在接到听证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举行听证的决定，并在作出块定之日起5日内书面告知信访人。
第十一条 听证机关对重大、复杂、疑难信访事项以及
其它需要听证解决的信访事项，在做出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之前，认为有必要进行信访听证并征得信访人同意后，应当做出信访听证的决定。
第十二条 信访人应当自被告知听证决定之日起5日内向听证机关提出信访听证意见书。
信访听证意见书的内容，包括信访事项的基本事实、听证的主要意见、理由及依据。
第十三条 听证机关应当自收到信访听证意见书之日起 15个工作日组织听证，并在举行听证7日前，将听证的时间、地点和需要准备的相关材料书面通知信访人，必要时可予以公告。同时，将听证会筹备工作方案报信访听证委员会审查。
第十四条 在举行听证之前，信访人提出撒回听证申请的应当准许并记录在案;信访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时参加听证，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听证主持人允许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应当记录在案，并终止信访听证。
信访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参加听证的，应当在听证举行5日前提出延期申请，经听证机关同意，可以延期举行听证。
因本办法所规定的情形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的，信访人再次就该信访事项的同一事实、理由要求听证的，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信访事项，听证应当公开进行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章 听证组成人员及职责
第十六条 听证参加人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员、记录员、信访人、信访人委托的代理人，信访事项承办人及其他与信访事项有关的人员。
信访事项承办人包括处理信访事项的承办人、复查信访事项的承办人及复核信访事项的承办人。
第十七条 信访人可以委托1--2人作为代理人参加听证，并在举行听证会前，提交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及代理权限。
集体上访，应当按《信访条例》的规定选派不超过5人的代表参加听证。
第十八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除证人外，公民可以向听证机关申请旁听，经过批准，按照听证会要求参加旁听。
第十九条 听证主持人由听证机关指定非信访事项办理人员担任。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中的职责:
（一）制定并负贵向听证委员会报送听证方案;
（二）按审定的听证方案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等事项通知听证参加人；
（三）决定听证的延期、中止、终结；
(四)询问听证参加入;
(五)接收有关证据;
(六)维护听证秩序;
(七)宣传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八)指定专人负责听证笔录;
(九)宣布经合议后的听证结论;
(十)听证机关赋予的其它权利。
第二十条 各级信访工作机构应当设立信访听证员专家储备数据库。专家储备数据库可以由相关专家、学者、法律工作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其他社会人士组成。
信访听证会期问，听证员由听证机关根据信访事项的具体情况从专家储备数据库中确定。
第二十一条 听证员职责
(一)协助听证主持人开展听证活动;
(二)向当事人询问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情况;
(三)宣传与信访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参加合议，提出听证意见。
第二十二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的总人数应当为单数且不少于7人。
第二十三条 听证主持人、听证员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听证会公正性的，应当自行回避。信访事项承办人不得担当所承办信访听证事项的主持人、听证员。
听证员的回避由听证主持人决定，听证主持人的回避由听证委员会决定。
第二十四条 信访人在听证中的权利和义务:
(一)有权申请与听证内容有利害关系的听证主持人、听证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回避;
(二)有权对信访事项涉及的事实、政策、法规及有关情况
进行陈述和申辩;
(三)有权对信访事项调查人员提出的证据进行质证，并提出新的证据;
(四)如实陈述信访事项的事实和回答听证主持人的提问；
(五)对自己的权益主张举证;
(六)遵守听证会的纪律。
第二十五条 信访听证费用由听证机关承担。
第二十六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应当遵守下列听证纪律
(一)未经允许，不得随意发言和提问；
(二)未经允许，不得录音、录像和拍照;
(三)未经允许，不得中途退场;中途退场的，按照放弃听
证权利处理;
(四)不得使用人身攻击或者侮辱性语言;
(五)不得大声喧哗、哄闹或者有妨碍听证秩序的行为;
(六)听证会场禁止吸烟，关闭通讯工具。
对违反听证秩序的，听证主持人有权予以制止，情节严重的，
责令其退场。
第四章 听证程序
第二十七条 听证主持人主持听证应当使用规范的程序语言。
第二十八条 听证会开始前，听证主持人应当查明听证参加人到场情况，宣布听证纪律和听证会场有关注意事项，介绍听证参加人，并询问听证参加入是否提出回避申请。
第二十九条 听证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开始，公布听证事项;
(二)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陈述信访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
(三)信访事项承办人陈述处理或者复查、复核信访事项的事实、证据和运用政策法规的依据;
(四)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进行申辩和质证;
(五)信访事项承办人就有争议的事实、依据、处理意见进
行答辩;
(六)听证员询问有关情况，并宣传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七)信访人或委托代理人作最后陈述;
(八)信访事项承办人作最后陈述;
(九)主持人宣布休会，并租织听证员就听证事实、证据以
及适用政策、法规等对信访事项处理进行听证合议。能够当场作出听证结论的，应当当场宣布听证结论;
(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继续进行，并宣布听证结论和听证
会结束;
第三十条 听证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做出中止举行听证的决定
(一)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场或者需要重新鉴定、勘验的;
(二)信访人因不可抗拒的事实，无法继续参加听证的;
(三)出现其他应当中止听证的情形。
第三十一条 信访听证后做出的听证结论，将作为处理该信访问题的主要依据。当场作出听证结论的，听证机关应当在10日内书面送达信访人或其委托代理人;未能当场作出的，应当在20日内作出听证结论并书面送达信访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第三十二条 已经终结的信访事项不举行信访听证。
第三十三条 记录员应当将听证的全部活动制作听证笔录，由听证主持人和记录员签字，并经听证参加入阅后分别签名或盖章；拒绝听证签字或盖章的，在听证笔录中应予以说明。听证资料(包括听证笔录、录音、摄像、有关证据)由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立卷归档。
第三十四条 听证结束后，听证主持人应当组织写出听证报告(包括听证事由，听证参加人的基木情况，听证的时间、地点，简要经过，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听证结论)，报送听证委员会、举行听证的部门或单位负责人。
第三十五条 已经根据信访人的申请举行听证，信访人没有证据证明听证违反本办法规定，再次就该信访事项以同一事实、理由申请听证的，不予受理。
第三十六条 信访事项承办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席听证会或者拒绝在听证会上陈述的，以及在听证会上提供虚假、错误信息的，由该信访事项的听证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给以行政处分。
第三十七条 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没有按照本办法规定组织听证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由大兴安岭地区信访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开始施行。2007年1月1日施行的《大兴安岭地区信访听证暂行办法》（大署〔2007〕39号）同时废止。
第四十条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的信访听证参照本办法执行。







单位受贿罪视域下的版面费行为——兼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之回应

刘长秋 程杰


摘 要：站在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为法律所保护而被犯罪所侵害的利益。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一种复合型的法益，它包含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和这些主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这些主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以法益论为分析的视角，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构成单位受贿罪，认为版面费行为未侵害单位受贿罪法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刑法谦抑的品性并不排斥刑法对版面费行为的介入，而立足于犯罪应防论的立场上，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发生的客观需要。

关键词：版面费；单位受贿罪；法益；刑法介入


　　学术期刊办刊收费，通常又被称为版面费行为，是伴随着我国学术产业化的风潮而于近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界逐渐刮起的一股学术歪风。步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党和国家对学术发展的日渐重视以及我国科学研究地位的相应提高，我国学术期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始从事办刊收费的非法活动。为此，本文第一作者先后撰文十余篇，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并首先公开提出了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 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 对此，学术界有学者表示了赞同，并对此观点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论证。[ 参见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新华文摘》2007年第14期。] 但也有学者则对此表示了异议，[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并以《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以下简称《版文》）为题进行了不乏细致的论证。《版文》以法益论为视角，认为版面费行为并没有侵害到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因而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在版面费的歪风越刮越甚，已经生长为一个“学术毒瘤”，但却少有学者对此真正予以关注的情势下，《版文》作为一篇商榷之作，能对笔者提出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进行质疑，无疑能够一定程度上吸引部分学者及相应主管部门对该问题予以关注和重视，从而有助于我国版面费的治理及学术期刊的健康发展。而且，《版文》选择以法益论为视角来分析版面费行为是否构成单位受贿罪的问题，在研究思路上也不乏创新。然而，通读《版文》之后，我们认为，《版文》关于版面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论证不仅十分牵强，而且漏洞百出。为此，本文将从分析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为突破口，就《版文》中的观点逐一进行回应；并拟以此文为契机，对刑法介入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进行浅析，以在求教于方家的同时，促使学界进一步关注版面费问题。

一、法益论下的单位受贿罪

　　法益理论是源于德国的一种探讨犯罪本质的理论。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认为，法益就是合法的利益。[ [德]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立足于刑法的立场上，“法益就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之中必须由刑罚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 存在”；[ [日]?哲夫：《法益概念与多元的保护法益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换言之，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 [ 张明楷著：《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法益论是立足于评价结果的无价值来评价行为违法性的一种重要理论。以法益论为分析的基点，评价一个行为是否违法并进而构成犯罪的前提性条件，是看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律所保护的某一特定的法益。如果相应的法益没有受到侵害或者威胁，则客观上就不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从法益的角度来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而构成犯罪，较之我国刑法理论通过“社会危害性”来评价的模式，具有相对比较直观并且可操作性的优点。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利益”这个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在评价具体行为而确定这一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侵害或者威胁了什么法益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很多的争论。正因为如此，“法益理论一直存在着形式化有余而实质内涵不足的根本缺陷, 以至在其发祥地德国也长期争议不止。”[ [德]冈特· 施特拉腾韦特、洛塔尔· 库伦著：《刑法总论—犯罪论》，杨萌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5页。] 我国刑法第387条规定的单位受贿罪就是其中一例。
　　单位受贿罪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明文确立的、以单位这一特殊主体为犯罪主体的一种贿赂型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7条之规定，所谓单位受贿罪，就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索取、收受他人财物, 为他人谋取利益, 情节严重的行为。”[ 金瑞锋、周杰：《论单位受贿罪》，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5期。] 作为一项为我国1997年刑法修正案所明文确立的一项新罪名，单位受贿罪在我国一直广受关注，在不少论著中都被加以重点研究。在法益论被引入我国刑法理论界之前，国内有关单位受贿罪的探讨基本上都是以分析这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为主的，并侧重于对该罪客体亦即该罪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探讨。而法益论在我国学术界的引入则使得相关探讨的侧重点由该罪的客体逐渐转向该罪所保护法益。由于单位受贿罪本身的复杂性，在有关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上，学者们存在很大争议。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或职能活动。[ 李明：《论单位受贿罪》，载《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 这是我国刑法学界以前的通说，但这一观点的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即所谓的“正常管理活动”范围较大，不易界定，在实务中不具有操作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与不可收买性，或者说是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 周力、秦四锋：《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认定与处罚》，载《河北法学》1999年第5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 肖扬主编：《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2页。] 我们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内涵，但又都失之偏颇。实际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作为法定机关或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一种职务便利行为，所保护的应当是一个复合型的法益，在这一法益中，既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管理正常活动，也包括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还包括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或者说相应的经济权益。而《版文》有关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的观点显然也是从分析版面费行为对单位受贿罪所保护法益的上述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进行的。

二、对《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一文的回应

　　《版文》认为，单位受贿罪的法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即这些单位正常情况下遵照国家法律和各类规章履行自身职能之一切活动；其二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亦即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赖感；其三为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这类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侵害到上述三个方面的法益。[ 参见欧阳爱辉、谢威娜：《版面费行为不构成单位受贿罪——基于法益视角的考量》，载《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8年第1期。] 但笔者以为，《版文》的分析牵强之至，漏洞百出，而以《版文》的分析思路来加以论证，则我们恰恰能够得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单位受贿罪法益的结论。具体来说：
　　首先，我们认为，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之一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版文》认为，版面费并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因为“对绝大多数学术刊物而言，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了一定费用就能够发表自己的论文，因为学术期刊都建立了较严格的评审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即便作者交费也必须要使自己的文章符合刊物的发表要求才行。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明显不同”（以下引文除非特别注明，均引自《版文》）。但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点与单位受贿罪并无二致。在单位受贿罪中，单位之所以能够“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在于根据单位正常管理活动程序，[ 这里的正常管理活动程序只能是合法的管理活动程序，而不是非法的管理活动程序。] 对方无法从中获益，只得求助于暗地里的行贿行为来加以解决。而版面费的收取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受制于学术期刊的评审体制而并非所有文章只要交费就能发表的情况，但相比于学术论文正常的发表程序而言，版面费的存在为达不到相应发表要求的文章开了“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 [ 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完全达不到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到了发表，其二是达到了普通学术论文的发表要求但却达不到一定级别的刊物（如所谓的“核心”刊物、CSSCI刊物、省级刊物、国家级刊物等）特别规定的发表要求的文章通过交纳版面费得以在在相应的刊物上发表。] 而且版面费作为办刊单位“索取、非法收受”的作者钱财，本身就是违背法律规定的，是为我国现行立法明文禁止收取的费用；[ 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该规定是学术期刊办刊收费违法性所在的明文法律依据。值得指出的是，《版文》认为上述规不宜被认定为版面费侵害相关单位正常活动的法律依据，因为该条例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在这里，我们承认并欣赏《版文》作者的丰富想象力与曲解力，但却不认同其说法。事实上，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禁止性规定并未区分大众化营利性的出版物与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换言之，《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是指所有图书、期刊、报纸的书号、刊号或版号、版面费，而绝非如《版文》所指出的“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并非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否则，《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完全可以规定为“大众化营利性出版物的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所以，所谓《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所指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多为大众化的营利性出版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而并非纯理论性学术刊物的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之说法，纯粹就是《版文》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是对我国现行《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的曲解。] 换言之，办刊单位收取版面费的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既然收取版面费是一种违法行为，则《版文》所谓的“版面费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相关单位秉公办理的正常管理活动”一说就完全属于颠倒是非的无稽之谈！ 以此为基点，版面费的存在实际上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 非此，现行《出版管理条例》也不会明文禁止版面费。] 侵害了我国刑法规定的单位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
　　其次，版面费行为侵害了作为单位受贿罪另一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版文》指出，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该文认为，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体包括此类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被收买性和普通人对其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两个方面。因此，《版文》相应地从两个方面对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首先，版面费行为并未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为“职务行为的可收买性往往是指他人在正常情况下很难获得某种利益，而相关部门和人员趁机索取、非法收受当事人的财物，并滥用职权来对其大开方便之门。”“而版面费行为在逻辑上就不大可能侵害到相关职务行为的决不可能被收买性”，因为绝大多数实施版面费行为的学术刊物并非只要作者缴纳一定费用就可以发表作者的投稿，而是依然要通过较严格的评审机制的评审。所以，“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对于经费紧张的学术刊物，为了能够生存延续下去，特将部分出版、印刷成本及编辑、专家审稿等费用转移到作者身上。”但事实上，版面费作为学术刊物为发表作者文章而向其索取的现金费用，已经严重侵害到了刊物职权的不可收买性。因为在目前我国不合理的学术评价机制下，论文的发表与否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作者的社会地位（在学界的影响、能否顺利获得学位或评上职称等）以及物质利益（科研奖励或获得学位、评上职称后可能得到的各种物质性收入等），而学术刊物与要求发表论文者之间僧多粥少的现实使得很多作者通过正常的稿件评价机制无法获得（至少是在一定的时限内无法获得）论文发表机会，以致很难得到相关的利益。学术刊物恰恰是看到这一点才打起了办刊收费的如意算盘，向作者索取版面费。因此，版面费行为的实质是学术刊物对其职务行为的出卖，而非办刊费用的转移。[ 假如我们认同《版文》所说的“版面费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学术刊物办刊费用的适当转移”这样一种说法，则我们必然也将认同这样的观点，即单位受贿的实质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办公费用或生活成本的适当转移。而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次，文章认为，“版面费行为也未侵害到普通人对相关单位道德操守之高度信任感”。但实际上，版面费行为不但严重侵害到了普通人对学术刊物乃至其编辑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就连作为非普通人的学术刊物编辑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也一并侵害了。从国内近年来有关版面费的争论来看，除了少数收费刊物的编辑们以及极个别不明事理或别有用心的学者还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式的为版面费进行辩护之外，[ 所谓不明事理主要是指某些学者在谈及版面费时一味强调西方国家也有收取版面费的先例，而丝毫不考虑我国的国情尤其是中外不同的学术期刊运做机制；所谓别有用心则是指在目前国内学界对版面费一片喊打，而收费刊物又急需要有人（尤其是非编辑身份）的人站出来为版面费“喊冤”，以便更好地为其收费行为辩护，因而特别“优待”含有支持版面费观点的文章的情势下，个别学者为了发表文章的便利而投收费刊物之所好，违心地发表一些支持版面费的文章。] 绝大多数学者都对版面费行为给予了严厉批判，很多学术刊物和报纸的编辑甚至也对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做法忧虑重重，认为该举亵渎了学术的尊严，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 参见金霄：《一个编辑眼里的版面费问题》，载《光明日报》2005年2月3日；田国磊：《学术期刊不能借版面费敛财》，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2日。] 这实际上足以表明，版面费行为已经严重侵害到了人们对学术刊物道德操守的高度信任感。
　　再次，版面费也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依法享有并领受稿酬是我国1999年发布的《出版文字作品报酬规定》中明文赋予作者的一项基本经济权利，也是学术期刊在看法作者文章时依法应尽的一项基本义务。在学术期刊正常履行其职务亦即登文付酬的情况下，学术期刊显然不会侵害到任何人（尤其是作者）的经济权益。但版面费行为则彻底改变了这一点，它使得学术期刊与作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颠倒，作者不但无法再实现其稿费权，反而因此支付给学术期刊发表费。这显然侵害了作者的经济利益。《版文》认为，“版面费缴纳并非一个作者受强迫要挟的过程，作者不缴纳费用也不一定会导致其学术成果得不到发表。”因为“在学术界, 除了有很多因经费困难等原因不得不收取版面费的刊物外, 免收版面费甚至向作者支付较高报酬自身经费充足的刊物亦比比皆是。……所以，作者完全有能力选择那些不需要他们付出任何经济权益的学术刊物。这和受贿罪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在受贿罪中，行贿人除了向拥有职权者行贿外，借助正当渠道获得自己所需利益之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这样一来，版面费行为就谈不上对各类经济权益的侵害。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版面费缴纳实际上就是一个要挟作者的过程，因为假如作者不缴纳版面费，则该学术期刊就不会发表其学术成果；在这里，收费刊物实际上是以拒绝发表作者的学术成果相要挟要求作者缴纳版面费的。尽管客观上也存在很多无需缴纳版面费也可以发表其成果的学术期刊，但作者既然“自愿”缴纳版面费，则说明其除了缴纳版面费之外，已别无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或者能够通过其他途径来发表其成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下，人作为社会中的人同时也都是“经济人”，亦即“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人”。作为“经济人”，作者是有其自身利益权衡的，在能够以较小成本甚至无成本而取得收益的情况下，作为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与效用最大化的他，不可能会放弃以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不缴纳版面费甚至还有稿费）的方式来实现其收益（发表文章），而选择以付出较大成本的方式（即缴纳版面费）来实现其这一收益。以此来加以分析，版面费绝对不是所谓学术期刊与作者相互之间的一种自觉、自愿的行为，而与受贿行为一样，是一个要挟与被要挟的过程。版面费行为实际上严重侵害了作者的经济权益。不仅如此，版面费行为还构成了对除作者之外的其他人的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在目前国内的学术评价体制下，作者通过缴纳版面费发表的文章可以为其带来包括职称、学位、科研奖励等在内的很多现实利益，而在学术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这对于那些只能通过正常途径发表文章才能获得以上利益以及因为不愿缴纳版面费而未能发表文章以致得不到以上利益的人来说，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其合法权益的侵害。就此而言，版面费实际上已经侵害到了作为单位受贿罪法益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经济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版文》在论证“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这一观点时，对国外一些做法进行了考察，并认为，“即便在贪污贿赂立法极其完备、人们私权保护意识普遍高涨的美国，版面费行为也是学术界常见现象。……这至少说明了，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轻率的、不堪一驳的结论。理由在于，犯罪作为国家和社会对相关反社会行为的一种评价，是受各个国家或地区乃至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代的不同伦理、文化等诸多因素决定的。而这一点决定了对任何反社会行为之犯罪性的考察都必须立足于该行为所处的特定国家或地区以及该行为所处的特定时代。[ 例如，在2001年荷兰通过安乐死的法案之前，医生为他人执行安乐死的行为在荷兰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而在此之后则合法化；而同样的行为在我国就构成犯罪——无论是在2001年之前还是此之后。 ] 否则，就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而《版文》就恰恰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实际上，国内刊物与国外刊物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于，几乎所有的国内学术刊物都属于“公办刊物”，是由国家主管并由国家出资兴办的；而很多国外刊物却只是“私办刊物”，其资金来源完全是社会化的出资甚至是私人出资。这一点注定了同样是即便同样是作为卖版收费的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所应当获得的社会评价与其在英美等国家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必然是存在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且，版面费行为在国外未被视作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并不意味着其在我国也应当未被视为对相关经济权益的侵害，因为中国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国情，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伦理道德体系与法律规定，在这种背景下，要正确判断版面费行为在我国是否已构成对相关经济权益之侵害只能立足于我国的现实来加以分析，而不能缘木求鱼，到其他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政体及伦理法律文化等均存在较大差异的西方国家去寻找所谓的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或许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界愈发兴起了一股媚外之风。不少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总是“言必称希腊”——只要一谈国内的某个问题或某种现象就一定会首先想到去其他国家或地区找一找，看是否有先例可循，假如侥幸能够在某些国家找到一些先例，就会不断地介绍或吹嘘国外的这种经验如何好，而很少认真地去考察一下国外的这种经验被引进或借鉴到我国之后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很多学者在分析我国学术期刊是否应当收取版面费时经常以其他国家的某些刊物也收取版面费来作为论据，其实正是受了这股歪风的影响！] 《版文》以 “在法律完备、私人权益非常受重视的发达国家，版面费行为仍未被视作对各类经济权益之侵害”这样一个结论为基点来推论（在我国）“版面费行为没有侵害到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正常履行职务时不会侵害的各类经济权益”，显然过于轻率，在论证上是站不脚的！

三、余论：刑法介入规范版面费问题的必要性分析

　　就其品性而言，刑法应当是谦抑的。而所谓的刑法谦抑，就是指“立法者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措施），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陈兴良著：《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但很显然，刑法谦抑只意味着刑法对相关的反社会行为应当宽容而绝不意味着对那些犯罪行为的纵容，刑法谦抑并不排斥刑事立法者及时将那些已经侵害了特定法益而具备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反社会行为入罪化。相反，在某种反社会的行为已经侵害了某种特定法益而其对社会的危害也已超出了社会可承受的限度之外时，刑法不但应当介入对该种反社会行为的规范，而且应当尽早介入对这种行为的规范。这是防范乃至避免各种反社会行为对社会造成过分危害以维持正常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而就版面费行为而言，我们之所以主张刑法介入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对其追究单位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其原因在于“这种做法对学术期刊本身而言，是自毁名誉、败坏学风，走了一条腐败堕落的道路；对学术界而言，是一种滋长权、钱、学交易之风，玷污学术殿堂，危害学者人格，影响我国术的健康发展。”[ 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行为客观上也侵害到了单位受贿罪的法益，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受到刑罚打击的行为。
　　此外，从犯罪应防的角度来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行为的规范也是防范和应对相关犯罪的内在需要。犯罪应防理论认为，犯罪防范与应对是由从内到外的四个层面组成的：第一个层面是道德应防层面，即通过道德手段对犯罪加以防范和惩治，这是应对与防范犯罪最里面的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经济和行政应防层面，即依靠经济与行政手段应防犯罪；第三个层面是一般法律应防层面，由一般的部门法等要素组成；最后一个层面才是刑法应防层面，即通过刑罚的强力威慑来防范和惩治犯罪。[ 刘长秋著：《生命科技犯罪及其刑法应对策略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从上述四个层面的关系来看，刑法是应对和防范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是说，刑法只有在包括伦理道德手段、一般法律手段等在内的其他手段的运用都无法防范和应对犯罪的发生时才可以介入对相关行为的规范。而在版面费的问题上，我国早在2000年12月就已经专门出台了《关于禁止收费约稿编印图书和期刊的通知》（新出图〔2000〕1699号），并明确规定：“任何出版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向作者（单位或个人）收费约稿；不得要求作者个人出钱资助出书，不得要求供稿单位或作者个人包销图书，不得以图书抵充稿费，不得收取‘认刊费’或要求作者购买与‘认刊费’同等价值的图书。”而为了进一步防止学术期刊从事办刊收费的行为，我国2002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出版管理条例》第22条也明确规定：“出版单位不得向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售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本单位的名称、书号、刊号或者版号、版面，并不得出租本单位的名称、刊号。”换言之，版面费作为学术期刊编辑部因出卖或出租其刊物版面为作者刊发学术性论文或文章而向作者收取的费用，是依法为我国《出版管理条例》所明文禁止和打击的。这就是说，对于版面费行为，我国已经在过去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加以防范的基础上，逐步动用行政手段（新出图〔2000〕1699号的出台显然就是我国运用行政手段应对版面费的显影）与一般法律（即《出版管理条例》）。但结果如何呢？版面费行为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于近年来呈现出了一股越发蔓延的态势。这实际上已经从某个侧面向我们表明，对于规范版面费这种行为而言，仅仅依赖伦理道德手段、行政手段和一般法律手段已经远无法奏效。在这种情势下，刑法介入对版面费的规范，并利用刑罚的威力来打击版面费行为，已经成为我国治理版面费乃至整个学术腐败的一剂不可或缺的“猛药”。而从版面费行为的特征以及我国刑法关于单位受贿罪主客观要件的规定来看，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行为实际上完全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对这类行为，应当定以单位受贿罪。[ 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关于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构成单位受贿罪的具体论证，可参见刘长秋：《版面费与单位受贿罪》，载《山西审判》2006年第10期；或张舒：《学术期刊征收版面费可构成单位受贿罪》，载《法学》2007年第4期。]
　　诚然，版面费的产生及其日益蔓延，与我国现行的、极不合理的科研评价机制有着一定的关系。现行科研评价体制中存在许多诸如要求以在相应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章作为硕士生或博士生获取学位论文的前提或科研人员职称晋升的条件等不合理的规定，这些规定的存在为版面费的出现提供了市场，并刺激了版面费的蔓延。[ 我们认为，现行科研评价体制是引生版面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现行的科研评价体制有如何之不合理，它都不足以成为学术期刊办刊收费的理由。] 就此而言，对版面费乃至我国整个学术腐败的治理，离不开我国科研评价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将刑法作为治理版面费乃至学术腐败的对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很显然，在我们暂时还无法找到其他更优方案来替代刑罚方案或其他方案都还无法取得预期效果的情况下，刑罚方案实际上也就是最佳方案！

本文为笔者“反版面费系列文章之十二”，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年第12期。


刘长秋 程杰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