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川府发［2004］6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级各部门：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国发〔2003〕19号，以下简称《决定》）是国务院就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指导我国农村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为全面贯彻《决定》精神，现结合四川实际作出如下决定，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落实农村教育的战略地位
1.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展农村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必须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三个转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决定》上来，切实落实农村教育在农村工作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和在教育工作中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
二、坚持分类指导，大力推进农村基础教育事业
2.在20世纪末我省基本实现“两基”的基础上，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将全省九年义务教育划分为新的“三片”。
尚未实现“普九”的民族地区县，要切实按照《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转发〈四川省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十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川委发〔2000〕53号，以下简称《十年行动计划》）的精神，加快“两基”攻坚进程。确保《十年行动计划》资金足额到位并对“两基”攻坚县进行重点支持。中央、省、州新增扶贫资金要增大对民族地区贫困乡村教育投入比重。省政府有关部门和民族地区州、县政府要切实按照《十年行动计划》要求落实专项经费，精心组织实施，力争目标如期实现。到2010年前全省全面实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女童和残疾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普及水平。
已经实现“两基”的县（市、区），要进一步巩固成果、提高质量。切实做好“两基”巩固提高的规划和部署，继续坚持“两基”复查督导制度。以农村初中建设为重点，大力改善农村学校卫生设施和学生食宿条件，提高实验仪器设备、图书和现代教育技术的装备水平。继续推进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加强薄弱学校建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快农村学校课程改革的步伐。
成都平原经济圈和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市、区），要努力实现高水平、高质量“普九”。
3.发展农村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教育。到2007年，成都平原经济圈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要努力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其他地区的农村要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地方各级政府要重视并扶持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富余的教育资源发展幼儿教育。鼓励发展民办高中阶段教育和幼儿教育。
4.进一步完善教育对口支援制度，继续实施浙江省对口支援我省贫困县和我省大中城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两项工程，有条件的地区要进一步扩大对口支援面。支援地区、受援地区和有关学校要认真落实有关政策，充分发挥支教教师的作用，切实解决支教教师的实际困难，采取有效措施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三、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增强农村教育为“三农”服务的功能
5.大力加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努力促进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协调发展。到“十五”末，在农村建成一批国家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省级示范性和省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县职业教育中心）。根据我省农业产业化和支柱产业发展的需要，重点建设一批示范专业点。大力发展农村民办职业教育，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和吸引外资举办或参与举办农村职业学校，促进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和投资多元化。
6.以农民培训为重点开展农村成人教育，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精神，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普遍开展实用技术培训、职业资格培训等各种农民培训。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实用型、开放型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7.高度重视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省级有关部门要制订具体办法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建设的意见》（教财〔2003〕6号）。县（市、区）政府要统筹规划，每所农村学校都要有劳动实践场所。对没有条件单独建成劳动实践场所的，要以县或镇（乡）为单位集中建设。
8.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因地制宜地设置农村中小学地方课程。在农村普通初、高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的内容，继续开展“绿色证书”教育，鼓励学生在获得毕业证书的同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
9.加大城市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促进城市和农村教育协调发展。省级有关部门要尽快制订办法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3〕78号），建立和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城市职业学校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规模。城市各类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要积极开展对进城务工就业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四、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农村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10.贯彻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国办发〔2002〕28号）精神，全面落实“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撤销农村乡镇教育办公室，建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机制。
11.明确各级政府保障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责任。省和市（州）政府要逐县核定并加大对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增加转移支付，帮助财政困难县增强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能力；县级政府要切实担负起对本地教育发展规划、经费安排使用等方面进行统筹管理的责任，努力调整支出结构，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将预算和执行情况依法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报告并接受其监督和检查。乡镇政府要积极筹措资金，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
12.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教育的要求；明确比例，保证税费改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确保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不低于改革前的水平并力争有所提高。
13.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保障机制。严格实行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工资由县财政统一发放制度并确保教职工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进一步落实市（州）长、县长负责制。中央和省下达的工资性转移支付资金在年初由省将资金指标下达到县，市（州）不得留用，全部补助到县，优先用于教师工资发放。绝不允许出现教师工资拖欠的现象。实施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地方，农村中小学教职工医疗、失业等保险经费中除个人负担部分外，其余部分应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14.建立健全农村中小学校舍维护、改造和建设保障机制。切实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作的通知》（川府函〔2002〕297号），加大中小学危房改造的力度，在2005年底前消除现有中小学D级危房。地方政府要将维护、改造和建设农村中小学校舍纳入社会事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将所需经费纳入政府预算。认真化解农村“普九”欠债，在化解乡村债务时通盘予以解决。债权单位和个人不得因追索债务影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
15.改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条件。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和交通条件的同时，要统筹考虑农村中小学环境的改善。在进行乡村道路建设规划时，要注意解决学生上学行路难的问题。农村人畜饮水工程建设要优先解决学生饮水问题，保证用上清洁卫生的水。高度重视学校卫生防疫工作，纳入农村公共安全卫生防疫体系，建立卫生、安全应急机制，确保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6.确保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省要依据已制订的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参考标准以及中小学杂费收取标准制订出财政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最低拨款标准，确保中小学正常运转的基本需要。市（州）、县政府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维持学校正常运转并考虑发展需要，参照省制订的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参考标准及财政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制订或修订本地农村中小学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和财政预算内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并报省财政厅、省教育厅备案。县级政府要依据该拨款标准，从2004年起将生均公用经费逐年纳入财政预算。除收取学生的学杂费全部纳入公用经费外，不足部分由财政预算内安排。对实行“一费制”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财政困难县，省、市（州）对公用经费缺口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公用经费标准要根据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需要和财政能力逐步提高。杂费收入要全部用于学校公用经费开支，严禁统筹学杂费发放教职工工资和抵顶生均公用经费财政预算拨款。
17.加强对教育经费的管理和审计，提高使用效益。农村中小学收取的代管费不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由学校代为管理，严格结算制度；坚决禁止统筹、挪用、挤占、平调各种教育经费。加大治理教育乱收费力度，对违反规定乱收费和挪用挤占中小学经费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审计部门要加强专项审计。
五、建立健全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制度，保障农村适龄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18.进一步健全扶持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助学制度，加大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力度。到2007年，争取全省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够享受“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努力做到不让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9.省财政继续设立中小学贫困学生助学金，同中央助学金一起，重点扶持农村特困家庭学生就学。各级地方政府也要设立专项助学资金，逐步帮助学校免除特困家庭学生杂费、书本费，对民族地区和特困家庭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广泛动员和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捐资助学。
六、加快推进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大力提高农村学校教职工队伍素质
20.依法加强农村中小学编制和人员结构管理，认真执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试行办法〉的通知》（川府办发电〔2002〕46号），确保农村中小学教学的需求。根据布局结构调整和学生生源变化等情况，定期调整农村中小学校教职工编制，实行动态管理并建立年度编制报告制度。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占用或变相占用农村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坚决清退代课人员。对各类在编不在岗的人员必须限期与学校脱离关系。农村中小学不得超编聘用（任）人员。
21.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严把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入口关。农村中小学教师岗位的缺额，要优先吸收超编学校分流教师和乡镇教育办公室撤销后符合教师资格条件的人员以及师范院校培养的新师资。各地要进一步拓宽农村教师来源渠道，通过公开招聘等形式，积极鼓励吸引符合教师资格条件的优秀人员到农村中小学任教。
22.全面推行教职工聘用（任）制。各地要加强教职工聘用（任）制实施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中小学教职工的聘用（任）工作。学校具体聘用（任）方案经县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后，由学校校长与受聘教职工签订聘用（任）合同。首次聘用（任）教职工和解聘（辞聘）教职工，须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同意。
23.加强农村中小学教师的师德建设。进一步加强教职工法制教育和教师职业道德教育，严格执行《四川省教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和《四川省教师职业行为八不准》。建立和健全师德建设责任制度，对严重失职者要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要将教师师德表现和教育教学工作实绩作为聘用（任）和确定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主要依据。对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员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
24.积极推行校长聘任制。农村中小学校长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选拔、聘任（任命）和管理。实行校长持证上岗制度、任期制、继续教育制度和交流回避制度。对考核不合格或严重失职、渎职的校长要及时予以解聘或撤职。
25.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服务期制度和定期交流轮换制度。从2004年起，在大中城市城区中小学任教2年以上的大中专毕业生，一般要有在艰苦边远地区或农村学校支教服务1至2年的经历才能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建立城乡教师交流制度，城镇教师向农村学校交流，可实行工资待遇和户粮关系不变。建立乡镇中心小学教师与村小教师轮换制度。各地要落实国家规定的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津贴、补贴。鼓励城镇学校教师和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边远贫困地区和农村中小学校任教。
26.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实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和“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借助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大力开展以骨干教师培训为重点的农村教师全员继续教育，全面提高农村教师的学历水平和综合素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新增小学教师应具备大学专科以上学历。
七、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信息化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
27.大力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2005年，所有农村初中具备计算机教室，50%以上农村小学基本具备卫星教学收视点，70%以上农村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光盘；2007年，所有农村小学基本具备卫星教学收视点，农村小学教学点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光盘。农村高中和职业学校要完善信息技术网络建设。各地要在远程教育基本模式基础上利用省、市、县、校网络系统推进“校校通”工程，进一步强化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和信息化管理工作。
28.各级政府要加强对远程教育工程的领导，统筹安排专项资金，建立相应的投入机制，为工程建设、设备运行维护、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以及师资培训提供相应条件和经费保障。建立农村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征集、遴选、认证制度。加强省级远程教育中心建设，整合现有技术和资源，发挥电视媒体、卫星和计算机网络资源的整体功能。
八、加强领导，保障农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
29.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农村教育工作领导责任制，坚持依法治教，加强统筹协调。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对下级政府的督导评估机制，把发展农村教育作为评估、考核下级政府的重要内容。农业、科技、教育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推进“农科教结合”。建立“农科教结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统筹、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有效工作机制。
30.积极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试验。省确定一批县（市、区）作为农村教育改革实验区，各市（州）、县（市、区）也要选择一批乡镇和若干所学校作为改革试验点，努力创造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教育规律、具有农村特色的教育新经验。
31.加强对农村教育的督查工作。重点督查“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和“保工资、保安全、保运转”目标的落实情况。建立对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的督导评估机制并将督导评估的结果作为考核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和进行表彰奖励或责任追究的重要依据。
四川省人民政府
二○○四年二月五日
聂立泽 中山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苑民丽 广东警官学院法律系 副教授
关键词: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证明标准/法律真实/客观真实/层次性
内容提要: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为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定罪与量刑均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证明标准是一个关键之点并发挥着桥梁作用。就动态的定罪量刑过程来看，从立案、起诉到审判的过程展现了证明标准逐步清晰与升高的纵向层次性，从轻罪、重罪到死罪案件的审判实践中又显示出证明标准的逐步严格与审慎的横向层次性。认识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证明标准的动态辩证统一关系，对指导司法机关正确地把握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进而科学地定罪量刑是大有裨益的。
一、刑事证明标准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之界定
（一）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内涵应当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从犯罪学视野（存在论）来看，任何犯罪都是在主观心理支配下造成危害社会的行为或者结果；二是从刑法规范角度（价值论）来看，构成犯罪必须是一系列主观与客观要件有机结合的总和；三是从司法实践中（认识论）来看，任何案件的事实都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认识与评价相统一。我国学者曾指出，“犯罪、刑事责任与刑罚，是贯穿刑法始终的三个基本问题，刑法制定和适用的全部意义就在于通过正确解决这三者的关系来禁止、惩罚和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法益。因此，刑法的基本原则只有具有协调罪、责、刑关系的功能，才能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指导意义，才能担负起基本原则的使命。”[1]毫无疑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满足和体现了这一刑法的基本精神和使命：其一，从定罪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与犯罪客观要件（行为、结果、特定的犯罪前提等）的有机统一。其二，从量刑上讲，其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已然之罪上，犯罪是客观危害行为与主观恶性相统一，这也是量刑的前提和主要根据。另一方面，在未然之罪上，行为人的再犯可能即人身危险性（主观的）与前罪、罪中及罪后的各种个人表现（客观的）相统一，这也是量刑必须予以考虑的根据之一。因此，可以说犯罪实质上是一种犯罪人客观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统一，所以也需要我们辩证统一的审视和对待。[2]其三，从行刑上讲，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主要表现为，刑法视野内的主观的人身危险性的减轻及消失与征表人身危险性变化的犯罪的一切行为事实的统一。[3]
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作用范围来看，学界目前仍然莫衷一是。但是把它视为定罪原则论则没有争议，不过就定罪原则论而言，又可以分为狭义说和广义说，前者是指其作用范围仅在于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而后者则是指包括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相统一和认定犯罪的司法人员的认识与案件的客观事实相统一两个方面。我们认为，狭义说失之片面，广义说是可取的，并进而主张主客体相统一原则还应当是量刑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刑事证明标准的内涵与作用范围
对于刑事证明标准，有学者指出，“证明标准是衡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具体尺度”，而“证明要求是法律要求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4]也有观点认为“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利用证据对争议事实或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5]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法和司法适用中的具体表达和规定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以上种表述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的根本意义和最终目的肯定是为了为犯罪定性即定罪。[6]而定罪，依据前苏联的观点，特拉伊宁就认为“定罪就是确定被审理的作为（不作为）同法律中所规定的犯罪构成相符合。”[7]在我国，定罪一般也有两种含义：广义的定罪，是指司法机关依法认定被审理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什么犯罪的活动；[8]狭义的定罪，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依照刑事法律确定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或者犯了何种罪。[9]可以看出，这两种定义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对定罪主体的认定上，前者涵摄了整个“司法机关”，在我国即公检法三大家，而后者则明确限定了“人民法院”，把定罪权限缩为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广义的定罪是比较科学合理和契合我国司法实情的。从立法上来讲，为了保障司法活动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及其尊严，将定罪权限定配置在人民法院是严谨和规范的，也有利于避免权力释放中间环节过多而可能导致司法适用混乱、擅断乃至腐败。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层面上来讲，在刑事领域案件程序的实际操作中，公检法三机关都不同程度实施和履行了一定的定罪权。从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到有罪判决，不同于民商事裁判的主要特点就是多个强制性的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公安和检察机关本质上同法院一起承担和分享了对案件事实的实体证明和程序保障，现实中三机关中的任何一家都有权也完全有能力掐断一个案件或者决定其后续司法适用走向。鉴于这种司法事实，我们认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所分别享有和具体实施的立案侦查权、审查起诉权和刑事审判权，实际上都是定罪权并属于定罪权的表现形式。我们不能因为一项制度或者事实可能容易产生个别不利因素，便因噎废食而不予承认。[10]
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刑事证明标准关系之界定
确定了刑事证明标准在定罪中的适用范围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学者已经明确指出“定罪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11]我们进一步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仅是理念性的定罪的基本原则，更是定罪在刑事司法适用中实际衡量尺度和载体实现的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纵观人类刑法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刑事证明标准的指导原则和理念也分别有所侧重和不同，主要有以下四种：其一，只注重于犯罪的外部行为及其实害的客观主义原则；其二，只注重于犯罪人和人身危险性的主观主义原则；其三，把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揉为一体的折中主义原则；其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引导下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可否认，前三种原则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其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但是，其不足也正如有学者所言，刑事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说“没有考虑实施犯罪的个人的情况，也没有考虑犯罪中的特殊情节，这必然导致刑法适用中的不公平的现象。”[12]近代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说则会使犯罪概念变得相对模糊，“有侵害行为人的自由之危险，即使采用征表主义，也难以克服主观主义的这一弊端。”[13]而对于折中主义来说，其一，从反面的角度来讲，折中主义实质上“仍然不外乎是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理论的一种表现。”[14]我们认为，“折中”与“统一”在概念范畴的内涵上并不相同，前者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人为的相对僵硬和被动的截取、拼接和并合，正如有学者所言，“并合主义虽然也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并非有机统一，而是一种折中。”[15]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讲，折中原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消极的妥协和退让，是一种迁就和捏合式的“统一”，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实实在在提出和倡导了一种真正的和主动动态的“统一”，强调在客观现实中积极地发挥人即法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是一种积极正面的发展和创新，实现了统一的有机和联系。其三，从正面的角度来讲，主客观相统一说是完全符合我国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相统一，也是我国刑法基本价值和规范的追求和体现，可控可行，科学合理。因此，我们认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基本原则。
三、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中的纵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纵向层次性，是指在刑事诉讼流程中证明标准在整体上的趋严性与递进性。刑事诉讼阶段，“是指刑事诉讼过程中，按顺序进行的相对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各个部分。”[16]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即立案、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有罪判决四阶段，其证明标准在刑事诉讼法上分别以第86、第129、第141和第162条来规制，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国的这一立法层面上的证明标准，看似简洁明确，但实际上在司法适用过程中，由于刑事诉讼阶段的存在，在不同阶段，司法主体所查明认定的主观性的“法律事实”和犯罪人员所实际实施的客观性的“犯罪事实”的匹配程度的强弱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证据学上讲，即定罪时证据在立法应然和司法实然的符合程度不一，而现行立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以一挡四，未能充分体现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的实然层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立法现状
从立法层面上来看，刑事证明标准规定如下：（1）我国刑诉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即只要侦查机关“认为”有犯罪事实需刑事追究即可。因此，立案阶段具有一定的主观倾向属性，证据程度精确性要求相对较弱，证据标准较低。（2）在移送审查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与立案阶段对比，可以看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立法应然层面明确提出，而且法条文本中的“应当”，也是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据标准适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移送审查阶段证据标准具有高度倾向的客观属性。（3）提起公诉阶段，刑诉法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7]在司法案件适用程序的第三步，刑事证明标准的钟摆又再次摇向了相对的主观主义，“人民检察院认为”的条件设定和表达其实是体现出了一种主观推定和判断，“应当”被“认为”所替代，公诉比审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在法律表示上又有所降低。（4）在审判阶段，我国刑诉法第162条第1款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一条里并没有写是“应当”还是“认为”，但是，作为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终结阶段，[18]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是客观标准”，[19]因此我们可以说，有罪判决的刑事证明标准比提起公诉的标准更加严格。同时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此处规定的是“案件事实”，而公诉阶段使用的是“犯罪事实”，这两个范畴和标准也并不完全相同，从刑事法的角度来讲，犯罪事实即是指犯罪嫌疑人法益侵害行为成立和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而案件事实则是指被告人包括犯罪事实在内的与起诉案件相关的综合事实。无疑，这是对司法审判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在质和量上的进一步提高，而且实质上也是对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保障人权方面的程序和实体价值统一的体现和必然要求。
（二）司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悖难
以上分析可知，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对在不同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的适用规定确实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我国现行刑诉法设置的这一层次并没有与学理逻辑和司法实践做到了完全符合和统一，当前的问题就是：第一，从立法语言的角度来看，我国有法可依的刑事证明标准实际上就仅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12个字，刑事诉讼法立法规定过于笼统而不够精确清晰。第二，从法律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及我们在前文中对于从立案到审判的诉讼阶段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分析，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种学理解释，即无权解释，呼吁和亟待立法或司法的有权解释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规范明确和指导完善。第三，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对应于我国司法程序中的立案—移送审查—提起公诉—有罪判决四个阶段，当前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是一个低—高—较低—最高的走向和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当前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忽高忽低，逻辑不一，并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连贯递进的统一评价标准和顺序，层次混乱。
我们认为，当前立案和审判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合理的，问题的关键就是出在“低”和“最高”中间的这个“高”和“较低”上，我们倡导一种自始至终由低到高的统一的递进式的逻辑层次。这里存在两个隐藏的逻辑陷阱和悖难：（1）在移送审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过高。“应当”“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绝对客观主义标准，实质上隐藏的逻辑前提是公安机关在刑事证明中肯定绝对不会犯错，这显然不甚科学，有待完善立法规定。（2）在提起公诉阶段对检察机关的刑事证明标准形同虚设。刑诉法第129条所规定的“应当”显然应当是包含了应然和实然的双重含义，因为刑诉是指导实践的程序法，如果其没有在现实中的实然的效果，那就是对法条的不尊重。那么在此情况下，作为移送审查司法后继程序的提起公诉，就面临着一个逻辑悖难，即公安机关在“应当”之下的刑事证明标准规制下，已经几乎将这一案件侦查和确认办成了客观性的“铁案”，那么，检察机关又应当在其中充当如何角色呢？刑诉法第141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主观性的“认为”，我们知道，主观来源于客观，物质决定意识，刑诉法中第141条跟随衔接第129条的隐含的逻辑前提和陷阱就是，检察机关必然要认同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申言之，如果依据现行法条规定的提起公诉的刑事证明标准，则检察机关应当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案件“凡移送必起诉”，这显然也是与司法事实和适用现实不符合的，其出路仍在于完善立法。
（三）司法实践中不同诉讼阶段对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况
不管立法规定与表述如何，司法机关在证明标准适用过程中，还是遵循渐进性的认识规律，体现了证明标准的层次性。如据资料显示，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2008年，共受理了公安机关批捕案件3064件432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120件13987人），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2920件4091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9701件13276人）；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案件3514件5022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1065件14536人），提起公诉案件3124件4396人（2003-2008年的数据为10097件13552人），批捕、公诉案件在法定期限内审结率为100%，起诉后有罪判决率为100%。对以上数据分析可知，对于公安机关移送审查的刑事案件起诉率，该院2003-2008年五年平均起诉率为91.25% , 2003-2006年三年平均起诉率为92.35%，而近两年的（2007-2008年）的年均起诉率则为88.90%。众所周知，起诉率的相对降低也就意味着对于公安机关移送案件不起诉率的逐年相对提高，这一数据分别为8.75%、 7.65％和11.10%，检察机关在起诉阶段对于证据审查要求的加强和刑事证明标准适用的事实提高，相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检察机关还是起到了应有的对案件过滤和把关更加严格的工作标准和业务要求的作用，体现出了主客观相统一下证明标准衔接性的深化和递进。
四、刑事证明标准司法适用的横向层次性
所谓证明标准的横向层次性，是指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对不同的犯罪乃至同一犯罪在定罪与量刑上的证明标准，事实上存在着的差异性与个别性。如前所述．我国当前刑诉法规定的刑事证明标准实质上只有一条，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刑事案件纷繁复杂，每一例都有其个别性和特殊性，因此，所谓的“确实、充分”只能是总体上的表述和最高目标，如果对所有案件毫无区别地适用最高标准，则必然因其不符合实际而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结合案件的特殊情况，考虑公正与效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对不同类型的案件的采用适度区分的证明标准是务实和明智之举。
